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记者许晋豫 刘高阳

　　农村正在“跑步”进入短视频时代，刷短视频、直播带货、做主播成为乡村新潮流。但同时，一些短视频出现了过度炒作、污言秽语等不文明行为，部分家庭还因夫妻一方“刷礼物”、做主播引发矛盾。受访基层干部群众认为，短视频软件已成为农村重要精神阵地，应丰富监管手段，引导好农民“网红”，严防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让短视频更好地发挥丰富农民精神生活的作用。

　　“现在男女老少都会玩‘快手’，在村里，有些像我这样年龄的老年人还会发短视频，今年家里还通了宽带，再也不用担心手机流量不够用了。”宁夏吴忠市盐池县大水坑镇大水坑村61岁的张玉珍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6.2%；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7.73亿，占网民整体的85.6%。由此推断，我国农村短视频用户规模为2亿左右。

　　在农村，“抖音”“快手”“西瓜”等短视频软件可谓老少皆知。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网信办副主任李斌说，短视频软件门槛偏低，对受众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内容也更贴近农村生活，在农村覆盖面较广。

　　半月谈记者在农村采访中发现，短视频正成为农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部分群众茶饭、工作之余都会打开短视频软件，部分农民还热衷于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

　　短视频的流行也波及部分未成年人。西部某乡镇中心小学校长告诉半月谈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要上网课，有些忙于农活的家长就把手机丢给娃娃，短视频软件大多有“青少年模式”，但自制力较差，有偷刷短视频甚至沉迷其中的现象，这对他们的视力和学习产生了影响。

　　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乡土流村的刘小芳靠着《红烧肉，农村妈妈这样做》等短视频“吸粉”上百万，随后她组建团队、开设店铺，探索直播和短视频带货。去年4月，她仅用10天就帮助村民销售5万多公斤蒜薹。近年来，刘小芳和她的团队每年销售红薯超25万公斤。

　　刘小芳告诉半月谈记者，主播带货的前提是粉丝要足够多，干农活、摘桃子、蒸饺子等贴近农村生活的短视频则是她“增粉”的利器。

　　固原市西吉县28岁的王毛，2017年凭“断头舞”成为“网红”，粉丝目前已超过80万。做主播前，小学毕业的王毛开三轮车拉砖，做主播后，他一个月多能挣4万多元。王毛感叹，“我是个没啥本事的农村娃，是短视频改变了我的命运。”

　　除了带货，短视频主播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粉丝刷礼物和“隐性带货”。以“老村长”形象圈粉50多万的主播侯海珍说：“现在大家比较反感带货，为防止‘掉粉’，一般都是卖家进直播间互动刷礼物，我‘帮忙’砍价，然后把产品推荐给直播间的粉丝。”

　　尽管做“网红”收入颇丰，但其中的艰辛和焦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部分农村主播没有实力成立团队，编段子、拍视频都要自己操作，为保持热度，主播基本每晚都要做直播，嗓音沙哑成为他们的“标配”。

　　“除了职业不被认同，现在粉丝还很挑剔，做主播压力越来越大。去年我徒步74天到云南，一路做直播，和沿线主播互动，使尽了浑身解数，效果并不理想。”王毛说，任何事物不可能一直流行，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红多久。

　　短视频在农村流行、主播成为农民新职业的同时，也应看到，部分主播以低俗炒作、污言秽语等方式挑战公序良俗，部分农民不计后果地给主播“刷礼物”引发家庭矛盾，这些都对乡风文明造成冲击。

　　西部某县网信办主任告诉半月谈记者，部分“网红”的直播内容偏低俗，他们在方言的“掩护”下，或在直播间炒作，或通过污言秽语、搔首弄姿吸引眼球，去年该县网信办联合其他部门约谈了全县10多位粉丝数量超过10万的主播。

　　一些主播抓住粉丝“爱看热闹”的心理，炒作一方出轨，在直播间引发“骂战”。侯海珍的妻子田向红说：“我之前经常在直播间看到一些夫妻因一方出轨而对骂，就害怕掌柜的做了主播把好好的家给弄散了，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他们自导自演的。”

　　西部某县乡镇派出所副所长李维勇告诉半月谈记者，今年6月底，辖区内一对夫妻因丈夫“打赏”主播引发家庭矛盾，丈夫将妻子打伤，后经多方调解才缓和了矛盾。王毛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在主播圈里听说，一名背水泥的“受苦人”一晚就给主播刷了0多元的礼物。

　　西部某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庭长介绍，近两年，一些主播在网上搔首弄姿、不理家事，一些村民超出自己经济能力范围打赏主播等导致婚姻破裂的案件逐渐增多，这个新趋势需引起重视。采访中，农村才艺主播曾凤凤无意间谈到，她接触的主播圈里闹离婚的“有一层人”。

　　短视频的流行有效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生活，但与其伴生的一些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首先，应丰富基层网信部门监管手段。目前，基层网信部门监测短视频软件的手段比较少，部分基层网信部门主要靠人工监测。因人力有限，他们只能重点监测粉丝较多的一小部分主播，并且基层网信部门大多没有执法权，这使得监管效率低、范围小、力度有限。部分基层网信办工作人员表示，应借助科技，不断丰富短视频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效率。

　　其次，要引导好、用好农村“网红”。农民“网红”大多出自草根，他们更懂农民的喜好和精神需求，也更懂得如何与农民交流。基层网信、宣传部门应抓住机遇，看到农民“网红”的长处，加强正面引导，使他们成为传播正能量、引导乡村舆论的新生力量。

　　后，须严防短视频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影响。农村留守较多，部分乡村未成年人因家长疏于监管，过早接触短视频软件甚至沉迷其中，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部分一线教师认为，在学校之外，需要未成年人监护人及全社会共同重视，尽量减少短视频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记者：许晋豫 刘高阳 范思翔 来源：《半月谈》2020年6期 原标题：《是精神阵地，也是社会隐忧 短视频席卷乡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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